案例：寧波海上貨運代理合同糾紛案

　原告：浙江遠達國際貨運有限公司(下稱遠達公司)

　被告：莊英暉

　被告：寧波市保稅區倍超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倍超公司)

　1999年3月2日至3月11日，倍超公司委托莊英暉辦理兩票貨物的出口貨運事項。莊英暉受托后，以天津遠洋貨運公司上海分公司寧波辦事處(下稱天遠貨運甬辦，該辦于1999年3月18日成立，莊英暉被委任為負責人，經營范圍為天津遠洋貨運公司上海分公司委托代辦有關事項，同年12月，該辦停業清理)名義，委托遠達公司辦理該兩票貨物的出口貨運代理事項。托單載明：托運人為倍超公司，運費預付等。遠達公司依約辦妥出口貨運事項，并向承運人墊付 海運 費39200美元。同年3月23日，遠達公司開具該兩票貨物 海運 費發票交給莊英暉并向其催要運費。此后，倍超公司依莊英暉指令將運費支付給與本案無關的寧波保稅區億豪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億豪公司)。催款未果，遠達公司遂向寧波海事法院起訴莊英暉、倍超公司，要求判令支付其墊付運費。

　原告遠達公司訴稱：原告接受莊英暉以天遠貨運甬辦名義的委托，依約辦妥兩票貨物的出口貨運事項，并墊付 海運 費39200美元。莊英暉未支付運費，倍超公司接受錯誤指令支付運費，均應承擔責任。請求判令兩被告連帶支付原告墊付的海運費39200美元，折合人民幣350260元。

　被告莊英暉辯稱：其行為非個人行為。倍超公司支付的運費系付給億豪公司，非由其個人占有，請求判令駁回對其本人的起訴。

　被告倍超公司辯稱：倍超公司與天遠貨運甬辦存在委托關系，但與原告沒有直接委托關系，故其不是本案適格被告。且倍超公司己支付運費，請求判令駁回對倍超公司的起訴。

　[審判]

　寧波海事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倍超公司與原告沒有直接的委托關系，且倍超公司已按照其受托人的指令履行了運費支付義務，倍超公司按指令付費的行為并無不當，故不應再對原告承擔支付墊付費用的責任。被告莊英暉在操作本案貸代業務時，其身份為天遠貨運甬辦負責人，故莊英暉的行為不應認定為個人行為。其行為的法律后果也不應由其個人承擔。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于2001年3月22日作出如下判決：駁回原告遠達公司對被告莊英暉、倍超公司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原告不服，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稱：原判認定莊英暉的行為系職務行為，證據不足。倍超公司不顧財務制度和上訴人的合法權益，將應付給上訴人的運費支付給第三人，應當賠償上訴人的運費損失。請求撤銷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訴訟請求。

　兩被上訴人答辯稱：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期間，根據各方當事人對新證據的質證、認證情況，二審法院確認如下事實：涉案兩票業務，莊英暉從未向天津遠洋貨運公司上海分公司匯報過。莊英暉在辦理涉案兩票業務時，系億豪公司海運部經理。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個人在從事交易行為時，具備多種身份是常見的現象，其以何種身份從事交易行為，應由其舉證證明。本案中，沒有證據證明莊英暉的行為系職務行為，如由單位委托授權書，或與交易對象簽定的合同上蓋有單位公章等等，故其行為系個人行為，民事責任應由其個人承擔。莊英暉委托遠達公司辦理涉案兩票貨物的出口貨運代理事項時，將載有“托運人”為倍超公司的托單等材料交與遠達公司，故可認定遠達公司知道倍超公司與莊英暉之間委托代理關系的存在，遠達公司與莊英暉之間的委托合同直接約束遠達公司和倍超公司;遠達公司墊付貨物運費，應由委托人倍超公司償還并支付利息。況且，倍超公司履行不當，系因其選任受托人不當所致，由此產生的民事責任理應自負;至于遠達公司關于判令莊英暉和倍超公司連帶支付運費的請求，既無事實基礎，亦無法律依據，不予支持。為此，二審法院依照《民訴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三)項，《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三百九十八條、第四百零二條之規定，于2001年7月3日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由倍超公司支付遠達公司墊付海運費39200美元及利息3000美元，折合人民幣350260元，于判決送達之日內付清;三、駁回遠達公司對莊英暉的訴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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