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的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屬于典型的選擇性罪名。所謂選擇罪名，是指所包含的犯罪構成的具體內容復雜，反映出多種行為類型，既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開使用的罪名。（張明楷：《刑法學》第6版，第856頁）對于觸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行為，可能構成的罪名包括了三種不同的可能：
1.走私普通貨物罪；
2.走私普通物品罪；
3.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


在前文《什么是走私》中說過，海關的主要職能是“管物”，而“海關管物”中的“物”是指進出境的運輸工具、貨物、物品。“貨物”和“物品”是海關最主要的兩類監管對象，雖然僅一字之差，但在海關這里卻面臨截然不同的待遇，在監管和稅收制度上都實行差別管理。

監管制度和稅收制度方面的區別

監管內容方面，“貨物”需要根據其HS編碼確定監管條件，可能被要求遞交各種進出口許可證件，對于法定檢驗檢疫的貨物，在通關時還需要接受檢驗檢疫。而“物品”除文物等少數國家限制進出境物品需要相應的進出口許可證件外，不需要通常意義上的進出口許可證件，也不實行法定檢驗檢疫。據有關文章統計，以嬰幼兒奶粉為例，按照“貨物”以一般貿易方式通關，需要具備 3 項資質，提供至少十余項材料或證書。而按照“物品”通關則不需要任何資質和材料。
稅收制度方面，“貨物”一般需要分別繳納關稅和增值稅，有的商品還涉及消費稅、雙反稅等。而“物品”則不作這么復雜的區分，統一征收行郵稅，目前有13%、20%、50%三檔，計算方便。同一商品，被界定為不同屬性，收取的稅款也不同。
因此，在走私普通貨物、物品案件中，因“貨物”和“物品”的計稅方法和稅率不同，會造成同一走私對象因定性不同導致核定的偷逃稅額不一，從而直接影響定罪量刑。

如何界定是“貨物”還是“物品

”“貨物”和“物品”是海關法律體系中最基礎的概念，然而，對這對概念，法律規定卻非常不明確且雜亂。無論是位階最高的《刑法》、《海關法》，還是相關司法解釋，均并未對“貨物”和“物品”的含義及區別作出直接的規定，實踐中常引起爭議。
試舉一例：
2004年6月1日，被告人奧某由日本東京搭乘航班抵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入境時其選走無申報通道。當海關關員對其所攜行李進行例行檢查時，發現有勞力士、歐米茄等手表53塊、手表展示器20個、打火機17只。經詢問，奧某當即承認上述物品系其攜帶入境的事實，并稱準備將上述物品在我國銷售。經核定，上述物品的完稅價格為人民幣50余萬元，共計偷逃應繳稅額為人民幣16萬余元。
對本案罪名認定，有兩種意見，爭議點在于如何界定“貨物”和“物品”。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按照用途來區分，定走私普通貨物罪。
理由是《現代漢語詞典》將“貨物”定義為“供出售的物品”，將物品定義為“東西(多指日常生活中應用的東西)”。貨物與物品最本質的區別在于是供出售還是自用，如果是供出售，為貨物，如果是供自己使用，則為物品。僅僅從語詞學的角度來看，以用途區分貨物與物品，具有合理性。本案中被告人奧某攜帶入境的手表53塊、打火機17只，系擬將該批商品用于銷售牟利，應定走私普通貨物。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按照運輸途徑區分，定走私普通物品罪。
理由是《海關法》第三章“進出境貨物”的第十八條規定，
進口貨物的收貨人、出口貨物的發貨人應當向海關如實申報，交驗進出口許可證和有關單證。進口貨物的收貨人應當自運輸工具進境之日起十四日內，出口貨物的發貨人除海關特準的外應當在裝貨的二十四小時以前，向海關申報。
該條表明，貨物的發送與收受環節分別涉及到發貨人和收貨人，貨物必須由專門的運輸工具運送，不得隨身攜帶。
而《海關法》第四章“進出境物品”的第二十八條規定，
個人攜帶進出境的行李物品、郵寄進出境的物品，應當以自用、合理數量為限，并接受海關監管。
該條表明，“物品”僅限于隨身攜帶的行李物品和郵寄物品兩種，由專門運輸工具托運后再由他人提取的則不屬于“物品”范疇。
對“貨物”與“物品”含義的把握應以《海關法》為基準，因此應當以運輸、攜帶的方式或者說以是否經過貨運通道作為標準區分“貨物”與“物品”。
目前，實務中更傾向于第一種觀點。
雖然《海關法》及《刑法》并未對“貨物”和“物品”的含義作出直接的規定，因走私犯罪屬于法定犯，可以參考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
在海關法律法規中，對相關概念含義作出最明確規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行政處罰實施條例》，其第六十四條規定：
“物品”，指個人以運輸、攜帶等方式進出境的行李物品、郵寄進出境的物品，包括貨幣、金銀等。超出自用、合理數量的，視為貨物。
“自用”，指旅客或者收件人本人自用、饋贈親友而非為出售或者出租。
“合理數量”，指海關根據旅客或者收件人的情況、旅行目的和居留時間所確定的正常數量。
此外，《進出口關稅條例》第五十七條也對于進境物品的核稅方法做出了規定。
海關總署規定數額以內的個人自用進境物品，免征進口稅。
超過海關總署規定數額但仍在合理數量以內的個人自用進境物品，由進境物品的納稅義務人在進境物品放行前按照規定繳納進口稅。
超過合理、自用數量的進境物品應當按照進口貨物依法辦理相關手續。
結合上述語詞學意義上的定義，以及相關行政法領域內的特有含義，按照用途來區分更具有合理性。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法律適用問題解答（二）》認為，
區分二者應當以是否“自用”為標準。……“物品”，指個人以運輸、攜帶等方式進出境的行李物品、郵寄進出境的物品，包括貨幣、金銀等。……“貨物”系指“物品”以外的，行為人用于生產、經營或出租、出售的財物。
因此，既符合法律規定，又具有合理性，且比較適合實務操作的方法是：無論數量多少，有證據證明用于貿易（進境后用以出售或出租），可按貨物認定，無證據用于貿易的，可按物品認定。
由此，還有幾個可能遇到的問題。
1. “合理數量”問題
依據海關規定，物品超出自用、合理數量的，視為貨物。前面說的都是以“自用”為標準，那么在走私案件中，如何處理“合理數量”的問題。
與“自用”有明確的概念不同，關于“合理數量”，海關并沒有一個具體的量化標準。（雖然有觀點認為，仔細分析海關的規定，“合理數量”是有數額標準的。比如在旅檢渠道，《海關總署關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中國籍旅客行李物品的管理規定〉的通知》第四條的規定，“旅客攜帶物品超出規定免稅限量的，經海關審核準予征稅放行，但對超出部分的征稅數量，不得超過規定準予免稅的限量”。“合理數量”應該是免稅限量的兩倍，即人民幣5000元的兩倍10000元。但我并不同意這一觀點）在海關的現場執法中，海關關員可以通過其生活常識和經驗，運用自由裁量權，判斷物品是否屬于合理數量。但在刑事案件中，證據標準嚴格，舉證責任在公訴機關，在相關法規沒有明確的“合理數量”界定標準的情況下，不能完全通過辦案人員的主觀判斷是否屬于合理的范疇。
并且，一般情況下，物品進境也只有自用和貿易兩種目的。“合理數量”的規定，是為了使在海關沒有證據證明物品是用于貿易的情況下，現場關員可根據數量推定物品進境的目的，解決的還是物品是否“自用”的問題。
因此，在走私案件中，以是否由證據證明用于貿易這一單一標準更為合適。
2. 旅客攜帶明顯不屬于生活用品
如果旅客攜帶的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境物品歸類表》中的商品，而且明顯不是生活用品，屬于生產資料。旅客對攜帶入境的目的又沒有合理解釋的情況下，可以視為攜帶入境用于貿易，認定為貨物。
3. 旅客攜帶用于單位經營的物品
實踐中常遇到這樣的問題，旅客攜帶物品入境被查，表示是受公司的指派，去境外購買商品，帶回來后用于公司的使用、展示等經營活動。這種情況，能否認定單位犯罪，認定為貨物還是物品，都存在爭議。
個人認為，爭議的出現，主要在于入境行為發生在旅檢渠道這一渠道，正常情況下納稅義務人是攜帶物品進境的入境人員。但在刑事案件中，還是需要進行實質判斷，并且適用是否“自用”這一單一標準。如果有證據證明，確為單位行為，且入境后用于單位經營，可以認定單位犯罪，且認定為“貨物”。


作者簡介?

龔卓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師事務所 律師畢業于華東政法大學。具有10年海關法律實務經驗，主要執業領域為海關法律事務及刑事辯護。
曾在多起重特大走私犯罪案件中承擔辯護工作，并先后擔任多家知名企業的法律顧問，為其提供專項法律服務。撰寫的專業文章多次被《中國海關》雜志、海關法研究會、中國水產協會等刊載。聯系關法通團隊秘書預約（17600628579），第一時間與龔卓律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