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１年４月至５月，第三人Ａ公司委托第三人Ｐ公司以該公司的名義從香港托運１９個４０英尺集裝箱的人造絲至廈門，Ｐ公司則委托原告予以運輸。為此，原告簽發了三套本公司提單（以下簡稱為“Ｈ公司提單”），原告將貨物交付實際承運人Ｒ公司運輸后，也相應取得了Ｒ公司簽發的三套正本船東提單，這批貨物分三次運抵廈門。這期間，被告Ｂ公司憑加蓋了本公司印章的Ｈ公司提單復印件向原告的廈門代理人換取了三套船東正本提單。對于這批貨物的價款等問題，Ｂ公司稱因系來料加工，故未和貿易方Ｃ公司商定。但根據其業務往來資料，雙方就人造絲的款項問題曾有過交涉。至于提貨問題，雖非Ｂ公司所說的本批貨物的提取毋須贖單，但對于Ｂ公司未取得Ｈ公司正本提單即將貨物提出的行為及事實，Ｃ公司并未制止或反對。第一批運抵廈門的人造絲被Ｂ公司無單提取后，Ｃ公司與Ｂ公司員工之間曾有過關于下兩批貨運輸安排的對話。另外，根據雙方傳真可知，本批人造絲和其他紡織品確有加工出口。另外，雙方雖就具體業務問題互有指責，但Ｃ公司沒有停止過向Ｂ公司發貨，其公司人員亦曾來廈門實地察看過加工出口情況。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Ｐ公司致函原告，稱Ｈ公司正本提單尚在其手中，貨物卻被客戶未付款提走，表示要追究原告的無單放貨責任。不久前，原告以Ｂ公司等為被告向廈門海事法院起訴，并申請追加Ｃ公司、Ｐ公司為第三人，要求判令“諸被告和第三人返還騙取的三套正本提單”。　　

　　廈門海事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系因被告Ｂ公司未取得原告的正本提單提取了貨物而引起。本案中貨物的提取地、存放地等均在廈門，因此適用我國的法律。本案的基礎法律關系是提單貨物運輸，同時涉及Ｃ公司與Ｂ公司的貿易關系。就運輸而言，原告作為承運人，未收回其正本提單即將船東提單交給Ｂ公司，其行為有違國際航運慣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的有關規定。但縱觀全案，原告的行為并未給托運人的利益造成損害，因為Ｃ公司與Ｂ公司之間的關系是加工貿易，本質上應屬來料加工，從雙方的傳真看，作為實際發貨人的Ｃ公司對Ｂ公司是否憑單提貨以及是否付款并不關心，其關注的主要是Ｂ公司能否按其要求加工出口，而且在Ｂ公司無單提取了第一批貨物并明確告知Ｃ公司之后，Ｃ公司依然按計劃從香港連續發貨，致使Ｂ公司有可能用同樣方法提取了本案訟爭的全部貨物。之后，Ｃ公司與Ｂ公司就包括本案所涉貨物在內的紡織原料加工出口的合作至少持續到２００１年９月，且這批貨物確有部分依Ｃ公司的指示加工出口。可見，Ｂ公司的無Ｈ公司正本提單提貨并不違反Ｃ公司的意愿，也不必然給其利益造成損害。因此，可以認為盡管原告未收回正本提單，但其運輸義務業已履行，且根據本案的一些特殊情節和事實，足以認定原告簽發的Ｈ公司提單在本次運輸中已不具有提單的法定功能。本案中，Ｐ公司雖然是運輸關系的托運人，但其實際法律地位只是Ｃ公司的貨運代理人，對本案提單項下的貨物不享有權利。在Ｂ公司不違背Ｃ公司的意愿并已經實際收到貨物的情況下，Ｐ公司繼續持有原告的正本提單即屬不當占有，且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故Ｐ公司應當將三套正本提單交還原告。在Ｃ公司默認Ｂ公司無單提貨的情況下，Ｐ公司也不應該再就此問題對Ｃ公司承擔民事責任。據此，判決原告簽發并由Ｐ公司收執的三套正本提單，從Ｂ公司實際提取了提單項下貨物之日起，不再具有物權上的功能；Ｐ公司應當將上述三套計９份正本提單返還原告。　　 　本案判決后，幾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本案的意義在于對無正本提單提貨糾紛處理采用了具體分析的法律方法，擺脫了承運人一旦無單放貨，永難超脫，必須承擔責任的審判思維定勢。根據民法因果關系的理論，既指出了承運人的過錯，又認定其過錯不必然導致托運人的損失，并判決承運人所簽提單不再具有法定功能。因此，在特定的案情下，還給了承運人一個“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