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某銀行起訴內地擔保人要求其償還貸款本息及相關損失，被法院駁回 　香港某商業銀行與惠州某紡織公司駐香港公司（以下簡稱“香港紡織公司”）簽訂了貸款協議，同意為香港紡織公司辦理貸款業務。香港紡織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蔡某某、鐘某，以及惠州某紡織公司、惠州某針織公司分別與香港某商業銀行簽訂了《擔保契約》，或向香港這家銀行出具了《承諾函》。后由于香港紡織公司不能按期償還本息，香港某銀行在香港法院起訴香港紡織公司獲勝訴，但仍不能收回全部本息，便將蔡某某、鐘某以及惠州某紡織公司、惠州某針織公司一并告上深圳市中級法院，要求四被告履行擔保義務，替香港紡織公司還債。

　早在1998年1月14日，香港某商業銀行與香港紡織公司簽訂《進出口押匯總協議書》，約定銀行向該公司提供包括開立信用證、托收、購買、議付或貼現各種匯票等在內的貸款服務。同日，蔡某某和鐘某分別與某商業銀行簽訂《擔保契約》，為該《進出口押匯總協議書》項下的各種貸款提供了擔保。蔡某某時任某紡織公司總經理，鐘某亦為某紡織公司的高層人員，受惠州某紡織公司指派，在香港紡織公司均擔任董事職務。根據《擔保契約》，蔡某某和鐘某對香港紡織公司償還貸款本息承擔連帶擔保責任。蔡某某、鐘某分別與香港某商業銀行簽訂《擔保契約》約定，擔保契約產生的權利義務全面地受香港法律“管轄、解釋、執行和生效”。惠州某紡織公司于1998年9月28日向該銀行出具《承諾函》，稱“上述授信額度經我紡織公司研究批準同意，請貴行根據該駐港公司的業務發展實際需要，給予支持。本集團愿意督促該駐港公司切實履行還款責任，按時歸還貴行本息。如該公司出現逾期或拖欠貴行的貸款本息情況，本集團將協調解決，不讓貴行在經濟上蒙受損失。”同日，惠州某針織公司也向銀行出具《承諾函》，也表示愿意督促該駐港公司切實履行還款責任，不讓銀行在經濟上蒙受損失。

　據查，蔡某某、鐘某與香港某商業銀行簽訂的《擔保契約》和惠州某紡織公司、某針織公司出具的《承諾函》均未在我國外匯管理部門履行批準登記手續。

　香港某商業銀行依照與香港紡織公司間的貸款總協議，分別于1998年1月15日、1998年5月22日和1998年9月16日向該公司發出授信函，同意為該公司辦理各類貸款業務，為此，香港紡織公司共6次向該銀行申請開立信用證，涉及金額470余萬港幣。1998年9月28日，該銀行與香港紡織公司簽訂了《透支還款承諾書》，向該公司發放了透支貸款港幣146萬余元，該透支貸款的到期日為1999年2月19日。

　從1998年11月開始，香港紡織公司開始逾期、拖欠貸款本息，一直未予清還，該銀行遂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訴香港紡織公司和蔡某某，并于1999年8月取得勝訴判決，并已實際執行得款港幣94萬余元。此后，香港紡織公司再無還款。2002年7月13日和12月17日，香港某商業銀行分別向惠州某紡織公司和某針織公司郵寄函件，要求兩公司履行承諾，督促香港紡織公司履行還款責任。截至2004年3月18日，香港紡織公司積欠貸款本息合計港幣860余萬元。

　為此，2004年4月，香港某商業銀行向深圳中級法院起訴，請求判令蔡某某和鐘某履行擔保責任、某紡織公司和某針織公司履行承諾，償還因借款人香港紡織公司所欠貸款本息而給其造成的經濟損失，并承擔本案的全部訴訟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