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道德人格與道德倫理秩序，必須放在具體的時空之中進行思考，才有現實意義。

所謂的康德的道德自律法則，遠不如禪宗的思想，適用性與現實性、靈活性都值得考察與反思。

明清的海禁政策，元朝的全球一體化的貿易政策，鄭成功家族的歷史，從道德倫理秩序方面，就值得深思與探究。

元朝，垮臺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是貿易全球化與農業經濟的矛盾，導致元朝的貨幣劇烈的貶值，農民大量破產，故而紅巾軍可以一呼而應。

清朝倒臺的原因，正是太平天國運動，由于洪秀全的偽基督教，導致邪教盛行，國力大衰敗。 孫中山的革命正是從海外，引入了大清國的內部， 所以說，大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保證了大清朝的國運可以維持250年之久，這就是實用主義的證明，不關乎道德價值的判定。 至于，其他的變化，那是其他的話題，不在討論之列。

故而，大清朝的政治，乃是比元朝成功的政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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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可以說是第一個全球化的國家，元朝過早地經歷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全球貿易一體化，帶來的優勢與劣勢。

大清朝，所以實行海禁政策，第一是由于海外貿易的最大危險是導致東亞大陸的銀元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財政極其不穩定。第二，大量的沿海貿易，導致海外的人口與內地人口頻繁交流，會嚴重影響清政府的意識形態的管理工作。第三，大量的海外貿易，可以導致沿海地區的人口，走私頻繁，犯罪活動猖獗，明朝的倭寇就是海外貿易的結果。第四，大清朝是一個農業為本的國家，實行重農抑商的傳統政策，可以不需要海外貿易作為經濟的補充。上述四點，在清朝時期的歐美各國，恰恰是優勢，故而歐美強行的進入大清朝，是必然的趨勢。

元朝，沒有做好全球一體化的對策，蒙古人過早地實行海外貿易的開放，故而導致元朝只有99年的壽命。

元朝起源于蒙古族的游牧經濟，對于農耕經濟特別的不了解，對于整個東亞世界的農耕文化更是摸不到邊際。元朝蒙古貴族，依舊活在奴隸制度的國家治理的階段，蒙古貴族的土地下的耕作，皆是原來的自由的農民轉化而來，由此元朝的滅亡，注定是十分迅速的。

元朝的經濟嚴重依賴國際貿易，故而對于貨幣的需求量，十分龐大。由于紙幣在元朝無限量的發行，故而導致整個東亞大陸的農業經濟徹底崩潰，所謂的白蓮教的起義，才會導致東亞世界突然崩潰。

加之，元朝統治者，對于意識形態工作，完全不重視，儒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在東亞世界得以寬容的發展。整個元朝，缺少了一個核心的意識形態的管理模式。這一點，清朝的滿人，做的比較好。

也就是，所謂的道德倫理秩序，元朝人再抓經濟的同時，完全忽略了，更不要說道德人格的培育，由此儒教對于古代的東亞世界的支柱地位的關鍵作用。因此，明清時代，宋明理學式的儒教，被明清皇帝牢牢抓住，康乾盛世的同時，文字獄不斷，就是印證，這里面有大智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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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蒙古人拒絕儒教

距今六百多年前的一個秋日，夕陽西下，夜幕降臨，內蒙古多倫諾爾草原迎來了又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年輕氣盛的皇帝元英宗碩德八剌，帶領寵臣拜住等人一行返歸大都，途中駐帳南坡。元英宗碩德八剌和右丞相拜住倆人，不但年齡相仿，而且興趣相投，志同道合。




元英宗雖為成吉思汗后裔，但卻自幼熟讀儒家經典，并且酷愛漢字書法，即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推行“改革”，大刀闊斧實施“以儒治國”。而拜住，雖是成吉思汗麾下名將木華黎后裔，卻漢化極深，儒教修養極高，素有“蒙古儒者”之美譽，他成了元英宗的得力助手和心腹。




話說忽必烈滅掉南宋統一中國之后，蒙古貴族大量南下，他們如饑似渴地吸取著中原與南方的科技與文化，卻也極力避免囫圇吞棗，時刻注意剔出那些糟粕性的文化習俗。當蒙古貴族婦女們看到這個民族幾乎所有婦女都被纏足搞得雙腳殘疾時，她們的震驚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更讓他們震驚的是，這里的人們居然禁止女性參 政，“女人干政”被視作大逆不道的犯罪行為，僅此一條就足夠處以死刑。




而蒙古帝國的各種議政會議，皇族與統治階層的其他婦女們一向堂而皇之地入座就席。成吉思汗制定的最高法典《大札薩》里明確規定：“女人發言的時候，男人不得打斷”，看來是為了強制男人們要忍耐女人們的喋喋不休。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蒙古貴族中開始出現儒化漢化現象。在推行“儒治”的過程中，元英宗罷免了皇太后和皇后屬下機構的大量官員，以剝奪貴族婦女的參政權。英宗的祖母答己皇太后增經氣憤地說：“還不如沒有這個孫子”。




答已皇太后的話僅僅是冰山一角，大量裁撤貴族婦女的權力機構激怒了這些大腳女人，“女人不得干政”的說教更讓這些蒙古女貴族們羞憤難當。終于，在答已皇后去世不久，這些女人們開始聯合各路宗王與色目人將領，醞釀一場軍事政變，變相實施答已皇太后的遺言------除掉這個孫子。







這三派勢力很容易結成聯盟，因為元英宗所推行的“儒治”的另外兩項重要內容分別是：消除各路宗王的權力以建立南方式的高度中央集權； 大量拆除清真寺等異教機構，以實現獨尊儒術。元英宗不但得罪了女人，也得罪了蒙古宗王和色目人。




1323年9月4日深夜，利劍劃破了多倫諾爾草原的寧靜。蒙古皇親鐵失（此人是答已皇太后手下心腹）率領色目人阿速衛軍沖入皇帝營長，殺死元英宗碩德八剌和右丞相拜住。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南坡之變。這次事變，大大打擊了朝廷內部的儒派勢力，并向其后來的所有元朝皇帝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息，“儒治”會得罪很 多人，必將遭到貴族們的強烈抵制，也會遭到女人們的激烈反抗。這也是元朝與清朝的一項根本不同。







草原夜色美，而1323年9月4日的多倫諾爾草原卻灑滿了血色。 這美麗夜色里的血色，告訴我們一件事： 女人如果想不被欺負，就得自強，即使這種自強有時候顯得有點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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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角度分析，元朝是怎么滅亡的！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擰巴的一個朝代了，蒙古人用一種非常奇葩的方式，將這個幅員遼闊遼闊的大帝國拼了起來，并磕磕絆絆的走了幾十年。

作為一個從游牧部落急速膨脹而成的大帝國，元朝統治者始終沒有徹底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化的轉型。導致國家內部，既有奴隸制的殘余（農業、手工業），又有當世界上最發達的國際工商貿易。

在兩條道路間左右徘徊的蒙古人，既無力解決農耕百姓的權屬（“漢法”），也無力滿足工商業發展的規則，隨著標志國家信用“紙鈔”的崩盤，元朝也就重新回到北方草原，繼續過起了游牧的生活。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可以看成是蒙古族南下，進行的一次社會體制升級嘗試，但最終是以國家經濟奔潰的方式告終。

元朝政府內部，關于如何管理國家一直都存在路線之爭，從忽必烈尚未建立大元開始，便有很多漢族大臣相伴左右，這些“漢法派”大臣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采取傳統封建王朝的賦稅方式，通過大量人口積累的方式來提升國家的總體財富。

但色目人大臣，希望國家以工商業稅收為主，主張增加稅收種類，細化稅收內容，來擴大國家財政的收入。

其實兩種稅收方式并沒有對錯之分，只是主次的區別，或者說是如何確定國家經濟體系的發展方向。




平心而論，一個國家的征稅體系，從來都是以剝削一部分人，來補償另一部分人的方式運行的。




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色目大臣和漢族大臣的主張，分別代表著“快錢”和“慢錢”。想快慢通吃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估計也曾困擾過馬云。




孛兒只斤·窩闊臺




但蒙古人被這個題目搞暈了，弄不清到底怎么走才是王朝大道。

說起來，蒙古人在這方面確實不太靈，以前也從來沒有類似的經驗，以至于根本搞不清楚，如此巨大的一個國家，究竟會有多少財富。

窩闊臺時期曾有過這樣一樁事，當時蒙古人想法很簡單，自己弄稅太復雜，也不會弄，干脆包出去得了。中原巨商劉廷玉曾找上門來，答應以140萬兩銀幣，把蒙古帝國中央政府的賦稅承包了。窩闊臺一聽都動心了，這多好，簡單快捷、旱澇保收！他腦袋里沒有錢的概念，可耶律楚材不傻，死活攔著不同意，把這件事攪黃了。可等到色目巨商奧都喇合蠻加碼到220萬兩時，窩闊臺再也忍不住了，當即拍板，就這么辦了，馬上拿錢！




這就能看出，一方面蒙古人腦子里，對于治理國家真沒什么概念。另一方面要是能拿快錢，還是嘎巴溜脆的好！




既然選擇了拿快錢，那就應該重商稅、輕農稅，總要穩住一頭，但蒙古兄弟的選擇是“兩手抓”。

從經濟角度分析，元朝是怎么滅亡的！

忽必烈

從忽必烈的阿合馬時期開始，元朝增加收入的方式，就成了中原的農稅、西北的牧稅、東南的手工業商稅并重。隨著時間的推移，元朝各稅種的科目越來越多，稅負負擔也越來越重。

另外，對于農戶來說，蒙古人的賜田制度，簡直就是噩夢。朝廷隨時會將某一地域賜給蒙古人，而這塊土地上的農戶瞬間便會淪為奴隸。這導致生活沒有安全感的，并不僅限于最底層的農民，一些小地主也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之中。

因此，在1344年（元惠帝，至正四年）開始的農民起義中，大量的領袖并不是衣食無著的貧苦農戶，而是劉福通、陳友諒這樣的地主階層。

從經濟角度分析，元朝是怎么滅亡的！

我們再來說元朝的商業。

大量元代史料都記載著，元朝的海外貿易，承接南宋的遺產后，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以至于，我們在研究中古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時，都稱之為“宋元貿易”。




當時，包括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州、杭州、慶元、明州、臺州、欽州等地的貿易港都成了吞吐量巨大的商港，尤其是刺桐城（泉州港）一躍而成世界第一大港。




馬可·波羅在書中曾這樣寫道：“假如有一只載胡椒的船到亞歷山大港或到奉基督教諸國之別地者，比例起來，必有一百只船到這刺桐（泉州）港。”




同樣，貿易的范圍也得到了極大的拓展。

元代《島夷志略》、《大德南海志》中涉及的海外貿易地點多達220個。其中包括，今菲律賓諸島、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半島、波斯灣沿岸、阿拉伯半島，以及東北非洲的港口，比南宋趙汝適《諸蕃志》所記載的國名和地名多了近三十八個。

而且，隨著元代造船技術的進步，中國商品輸出到非洲已經不需要在阿拉伯卸貨轉口，而是跨海直達。




據記載元代商船，“掛十杖之桿，建八翼之櫓，舵碇必良，索纖必精，載必異國絕產”，而馬可波羅書中則明確記載，元船水密艙技術已經廣泛使用，極大提高了船只的抗沉能力。




東西方貿易商路的貫通，讓外國的香料、珠寶和食品在中國大行其道，除了大量珍珠、寶石成了蒙古人的珍玩，就連菠蘿蜜、椰子、石榴之類的水果也擺上蒙古人的餐桌。




而中國綢緞等紡織品、陶瓷（元青花）、金屬制品、紙扎、樂器、書籍，則成了西亞、非洲最頂級的奢侈品。

大量的貨物往來，帶來的另一個改變是，元朝發行的“紙鈔”在東南亞成了一種通行的貨幣，頗有些“亞元”的意味。

《島夷志略》中記載，在交（越南北部）、羅斛（泰國南部）、烏荼（印度奧里薩邦北部）等地，用交鈔與當地貨幣折兌使用，并稱“甚便民”。




雖然很多人不喜歡元朝，但必須得承認元朝海外貿易的發展，至少有兩點有賴于蒙古人。

首先，相比于農耕的漢族王朝總有種天下中心的思想，比較喜歡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啥也沒有，自古以來就有貿易的訴求。

所以，在一段時間內對海外貿易持鼓勵態度（當然也是為了收稅）。1278年（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在剛剛奪下福建后，就詔諭“誠能來朝，朕將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元史》卷10）

另外，蒙古帝國雖然分崩了五個帝國，互相之間看著有點別扭，但至少都在蒙古人統治之下，對于貿易往來都沒什么限制。

而商人在蒙古各個汗廷中都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這也讓聯絡中亞、阿拉伯、北非、歐洲商路更加通暢。

與此相對應，漢族政權很多時候，并不是貿易的能力，而是沒有貿易的訴求。

平心而論，明朝鄭和之所以能下西洋有賴元朝甚多，如果沒有元朝培養的大量造船工匠、水員，以及海圖航志，單憑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便開始的“禁海民不得私出海”召令，鄭和就是想去，也不見得去得了。

但再好的勢頭也架不住蒙古人折騰，大概是海外貿易太賺錢了，很快就有蒙古勢力從中上下其手。

首先就是朝廷對巨賈大商常借故奪其財利，而后又以放貸的方式參與其中。最后干脆在至元21年（1284年），廢除了“細物出口十抽一；粗物出口十五抽一”的稅制（這其實就是南宋的稅制）。

代以官商分利制，“官自具船、給本（即所謂官本船），選人入蕃貿易”，所獲贏利，官取其七，商得其三。（《元史》卷94）

但海洋貿易變數極多，朝廷實在難以控制，再加上官商之間的利益難以平衡，導致元朝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封關禁海”。

雖然卻有受到倭寇騷擾的原因（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了倭患），但連續四次封關禁海，顯然有內部利益無法平衡的因素，干脆采取了殺雞取卵的解決方案。

但管理國家是個復雜的工作，不是砍腦袋這么痛快。封關禁海讓原本是政府收入大頭的市舶司，逐漸成了雞肋，元朝本就冗員沉重、赤字累累的國家經濟更加捉襟見肘。

元朝統治者最終決定，用濫印紙幣（紙鈔）的方式，來彌補財政赤字，這成了放倒元朝的，最后一記悶棍。

1260年，忽必烈推行紙鈔（中統交鈔、中統元寶鈔）時，元朝尚未建立。早期的紙鈔，以絲綢、銀為本位，以銀兩為單位，施行非常嚴格的銀本位控制，紙鈔幣值非常堅挺。

取得江南后，南宋貨幣廢止，元朝也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的比價，將南宋政府發行的會子，用中統鈔如數收回，在整個中國境內統一了貨幣。




雖然，紙鈔對元朝早期經濟恢復，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能夠嚴格執行紙幣本位體系，導致紙鈔濫發幾乎成了慣例，宋、元、明皆是如此。

隨著元朝財政虧空缺口不斷擴大，金銀準備金被大量挪用，導致紙鈔的價值不斷縮水。

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新發行的至元寶鈔兌換舊幣的匯率是一比五。這也就意味著不過短短20年，中統元寶鈔的購買力已經貶至原來的五分之一。

1309年(元武宗海山，至大二年)，新頒行的至大銀鈔兌換至元寶鈔的比例又是一比五。這時，忽必烈最早頒行的紙鈔價值只有原來的二十五分之一。

等到末代皇帝元順帝時期，宰相脫脫再次推動經濟改革，開閘放水狂印至正交鈔（元朝最后一種紙鈔），迅速導致全國性的惡性通貨膨脹。

“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京師料鈔十錠（每錠50 貫），易斗粟不可得”，紙鈔淪為廢紙一張，百姓拒絕使用，經濟倒退回以貨易貨的方式，“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元史·食貨志》）

也該元朝倒霉，老天也過來添亂。相比于明末連年旱災，元順帝執政時，年年發水。




公元1344（元順帝，至正四年）至1355（至正十五年）這11年里，黃河竟泛濫了9次。




為了疏導河患，元朝征發15萬人修治黃河，由于國家沒有財力，賑災時只能發放紙鈔，導致民怨鼎沸。剩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網上曾有人感慨，當時脫脫提兵鎮壓紅巾軍，勝績連連，不但擒殺芝麻李，還圍毆張士誠于高郵城下。但元順帝忌憚脫脫，罷其宰相位，革職流放云南，導致元朝再無復興之望。




從經濟角度分析，元朝是怎么滅亡的！

其實，國家玩到了這個地步，就是十個脫脫也沒戲了。我從不相信，歷史會有偶然性，尤其是當它運行在王朝命運轉折點上的時候。




假如說，元順帝嘎巴一下噎死了，換一個新皇帝上來，無限信任脫脫。那他就一定有能力撲滅全部紅巾軍起義，扭轉元朝幾十年來形成的冗員雍余，改變連年赤字的窘境嗎？

其實，他在元朝最后一次貨幣改革中，已經給出了答案（“錢鈔并行”），事實證明不過如此。

說到一個王朝的崩盤，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專注于外敵、內斗、民變、天災等方面，但一個歷經彌久的王朝，這幾件事時時都在發生，為何有時消弭于無形，而有時成了肘腋之患？

其實，都是經濟之手，在暗中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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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航海時代的開啟，以及由此導引出的歐洲資本主義全球擴張，近世以來，不少學者把世界幾大文明區域以“大陸”和“海洋”相區分。東亞被認為是典型的“大陸文明”，意思是說，東亞人更注重朝向內陸的經營，而不像15、16世紀的歐洲人那樣，對拓殖海洋傾注極大熱情。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明清以來中國的“海禁”、“閉關”，以及日本的“鎖國”。




但正像越來越多當代學人已經論證過的，所謂“鎖國”有著具體的指向，絕非簡單地背朝大海、閉目塞聽，歷史上中國的“海禁”政策也不能和“拒絕與外界溝通”劃等號。




中國明清兩朝都曾實施海禁。但從時間上說，明朝海禁的時間遠長于清朝。兩代禁海，背后的動力相似，皆出于沿海地域安全考慮。一般說法是，明代東南沿海長期受所謂“倭寇”侵擾，閩浙一帶更是民寇不分，禁海一策是為防范內外勾結。




但從成效來看，“尺板不得出海”的政策，打擊了地方經濟，切斷沿海百姓生計，反而迫使更多商、民鋌而走險，加入武裝海商集團，成為盜寇。汪直、顏思齊、李旦、鄭芝龍等前后數代海商/海盜首領，從東亞多邊貿易中聚集大量財富，又周旋于中、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幾大勢力之間，成為從東海到南海最大的海上軍事集團，控制著海禁時代從日本、中國、東南亞諸島到暹羅的貿易通途。




清朝政府在順治和康熙早期，亦施行過十分嚴厲的海禁。其目的主要是抵御鄭成功、鄭經的海上反清武裝。不過這一政策隨著鄭氏退守臺灣而漸松弛，終于在康熙平定臺灣的第二年全面廢除。開海雖稍有反復，但清政權對海外貿易的態度，總的來說要比明朝更為正面、靈活和開放。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禁海與開海，體現的是國家與海商集團間力量博弈的此消彼長。背后的邏輯，與其說是拒絕海洋貿易，毋寧說是爭奪海洋貿易的控制權。國家與商人之間并不總是對立的，海商集團是典型的跨國行為體，凡成功者，無不都與周邊的國家及非國家政權保持微妙復雜的聯系。海禁時代的東亞海域，不但毫不蕭條死寂，反而是熱鬧非凡的歷史演劇場。

若不從單一國家視角出發，也許倒更清楚些：鄭氏海商集團，是海禁時代東亞最為成功的海上跨國貿易/軍事集團，它也是最后一個。其興起和衰落，特別直接地體現了早期全球化和近代東亞格局重組，對本地區歷史走向的巨大影響。

鄭氏集團崛起于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鄭芝龍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乳名一官。西文文獻多以Iquan記載。他早年在澳門學習經商，并接受天主教洗禮，教名尼古拉斯。后經馬尼拉前往日本平戶，成為大海商李旦的手下。

時東亞海域移民頻繁，平戶、馬尼拉、臺灣、越南等處都有華人移民社會，日本人移民也遍及南洋諸島及中南半島。這些跨國活動與官方朝貢貿易一起，成為東亞海上貿易最重要的網絡。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為白銀、絲綢、香料、槍支及茶葉的貿易利潤所吸引，也先后加入進來，使得東亞海域成為多方合作、角力的場所，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由于明朝禁海，華商將基地移往日本、南洋等處。李旦與日本當局關系良好，獲得特許海外貿易的朱印狀，成為海商領袖，平戶也成了中國海商活動的中心。這就是鄭芝龍來到日本的背景。




長期周旋于各方之間，鄭芝龍不但通曉多國語言（官話、閩南話、葡萄牙語、日語、西班牙語和荷蘭語），也逐漸培植起自己的勢力。李旦去世后，鄭芝龍打敗其他海商，繼承了李旦創建的海上王國。他向德川幕府輸誠，獲得幕府的支持和信任，屢次利用平戶的官府來打擊荷蘭等對手。1623年，他娶日本人田川氏為妻，翌年得子福松，即后來的鄭成功。此后，他又接受明朝招安，把自己的基地轉移到福建，以強大的海軍力量，牢牢控制了中、日、東南亞之間的貿易網。

鄭成功6歲時才離開平戶來到福建，系統接受儒家教育。他14歲中秀才，20歲入南京國子監。是年清軍入關，一路南下。鄭芝龍等在福州擁戴朱聿鍵稱帝，改元“隆武”。南明政權倚重握有軍權的鄭氏集團，遂賜國姓“朱”、名“成功”與芝龍之子。鄭成功之名，及稱號“國姓”由此而來。西文文獻中的鄭成功是Koxingca，即“國姓爺”的閩南語發音。

鄭芝龍本是海商，對自己貿易王國的關心遠超過對任何政權的效忠。在泉州同鄉洪承疇的勸誘下，鄭芝龍投降清朝。鄭成功阻止不成，出走金門。鄭芝龍本以為清廷會讓他掌管南方三省，不料清軍主帥背約，把他押解至北京，成功之母田川氏亦死于戰亂。

此后鄭成功逐漸繼承了鄭芝龍的家業，以反清復明為志，不斷在廣東、福建沿海一帶與清軍纏斗。此時的鄭成功擁有東亞最強大的海軍力量，他利用制海權管控商路，建立山海五商體系，從連接東西洋的貿易網絡中獲得巨額利潤以供養軍隊；并利用和日本當局的良好關系招募武士、購買日制盔甲和武器。他還多次讓平戶的中國移民（其中不少是明亡后到來的遺民）向德川幕府求助。雖然幕府沒有直接出兵，但他確實招募到不少日本人，此外也有不少歐洲及非洲雇傭兵。

1659年，鄭成功揮軍北伐，沿長江而上，連克數鎮，江南震動。翌年指揮廈門之戰，重創清廷水師，從崇明島到廣東惠州的南方海岸線幾乎無守備之力。在此情況下，清廷采納鄭軍降將黃梧的建議，強令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內遷數十里，堅壁清野，使鄭軍無法從沿海地區獲得補給，切斷鄭氏集團與中國內地的貿易聯系。這是清代海禁的頂點。

失去陸上基地，鄭成功的商業和軍事網絡就失去根基。他急需在大海中尋找一塊進可攻退可守的根據地。與福建隔海相望、地處東南亞與東亞海路樞紐的臺灣，就成了首選。臺灣當時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占據。荷蘭人1624年被明軍從澎湖趕出后，就轉而經營臺灣西部，把它當作同日本貿易的重要據點。鄭芝龍當年就被派到臺灣為荷蘭人作翻譯，也是從臺灣開始接管李旦的商貿網絡。鄭成功時代，鄭氏船隊曾多次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沖突，爭奪對日貿易特權。1661年，鄭成功出兵臺灣，鏖戰數月，終于在1662年初驅逐了荷蘭人。

占領臺灣不久，鄭成功即去世。其子鄭經掌權，一邊屯墾臺灣，一邊繼續同日本及英國東印度公司做生意，將鄭氏政商集團又維持了20年。在此期間，清廷逐步鞏固了對沿海地區的統治，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并逐步恢復海外貿易。1683年，清軍攻臺，鄭經之子鄭克塽無力抵抗，投降清朝。馳騁東亞海域半個多世紀的鄭氏集團，終于湮沒于歷史中。此后清朝開海，和日本一樣，海上貿易漸由國家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海禁時間不長，康熙開海之后，由于海疆鞏固，不再有武裝私商集團的侵擾，中國不論官方還是私人的對外貿易，都有了長足發展。

回過頭看所謂兩種文明（大陸與海洋）的差異說，其實缺乏堅實的歷史基礎。早期現代的歐洲，礙于奧斯曼土耳其在東邊的崛起，不得不以極大的投入，致力開辟海上新商路，并終于開啟大航海時代，這是沒有問題的。但由此便認定東亞世界自絕于海洋，缺乏海外貿易的動力，這未免過度解釋。東亞國家沒有像西歐那樣，舉國家之力開拓海疆，恰恰因為16、17世紀東亞政治格局的重組，中日都走向長期統一穩定，國家強化了對海外貿易的管控，以消除安全隱患。歐亞兩地對海洋的不同開拓，與其說是文明的差異，倒不如說是歷史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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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歷史上的禁海令，大家第一反應是：起源于明朝！正因為明朝這一政策，才導致中國的衰落，喪失了發展海洋的機會！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禁海令其實并非起源于明朝，而是起源于元朝忽必烈！或者說，元朝這一個禁海政策，卻讓明朝背起了黑鍋，至今還鮮為人知！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元朝氣度恢弘，海外貿易發達，自然不會有海禁之事，但歷史卻清晰的記載了元朝四次海禁，第一次就源于忽必烈執政時期！

（1）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癸未，以征爪哇，暫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俟舟師已發后，從其便”！客觀的說，當時忽必烈攻打爪哇，所以進行一定程度的海禁，也是情有可原！到了1294年，忽必烈去世之后，這一次海禁結束！當然，這一次征伐爪哇失敗！

（2）1303年，元朝再度關閉市舶司，一直到1308年，才再度開關。

（3）1311年，元史《百官志》記載，“至大四年罷之，禁下番船只”！1314年，延祐元年，元廷就“詔開下番市舶之禁”，復立市舶提舉司。

（4）1320年，元英宗“罷市舶司，禁賈人下蕃”！1322年，“復置市舶提舉司于泉州、慶州、廣東三路”，第四次海禁結束。

從禁海令上來看，元明清三個朝代，一代比一代狠，一代比一代嚴。元朝屬于偶爾抽風式的海禁，明朝是松散式的海禁（四處漏風），清朝卻是超嚴苛的執行。尤其是在康熙年間，還執行了一項“遷海令”，沿海民船要么收歸國家要么一概摧毀，所以清朝禁海令才威力最大！

禁海令和閉關鎖國有本質區別！明朝禁海，主要是因為倭寇之亂，朝廷不想百姓被倭寇傷害，但卻不禁止西方人來華，所以中外交流依然很密切，且明朝海禁一直是“名存實亡”，海貿非常發達。但清朝的閉關鎖國，基本是不和外界交往，也不準外界和清朝交往，這是雙向的，所以這才是中國衰落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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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有元朝，海禁并不是元朝的既定國策，但是為什么會出現前前后后的四次海禁呢？

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因元統治者對外征伐而導致海禁，尤以第一次最為明顯。元世祖并不滿足于對南宋的征服，積極向外擴張勢力。他首先將目標鎖定在占城，由于占城人民的堅決反抗，終未成功。隨后元朝統治者又把目光對準了爪哇。因爪哇在南海諸國中實力較強，元世祖認為只要征服爪哇，則“其余小國即當自服”。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七年(1250年)兩次遣使爪哇，但均未成功。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一月，元世祖又“詔諭爪哇國主，使親來勤”，被拒絕。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爪哇國王葛達那加刺將元朝使臣孟琪默面送回，忽必烈以此為借口，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以泉府太卿亦黑迷失，鄧州舊軍萬戶史弼、福建行省右皿高興并為福建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將兵征爪哇。”但因跨洋作戰，且受爪哇國內政治斗爭影響，最后終于失敗。

史載至元三十年(1293年)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無功而還，各杖而恥之，仍沒其家費三之一。”在戰爭期間，為防止海商向爪哇通報信息，出售軍械，元政府實行了海禁，但這種海禁往往隨著戰爭的結束而解除。

二是為約束權豪、勢要經營海外貿易，維護元朝的“官本船”制度。

元朝“官本船”制度是元朝海外貿易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國古代官方控制和經營海外貿易的一個典型。所謂“官本船”制度，即由官方出錢出船，委托商人經營的一種官本商辦的海外貿易模式。早期由政府貸款給海商進行海外貿易，后由政府直接經營。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盧世榮提出了“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的新建議，這一建議得到元世祖的認可。《元史·食貨志》將其稱為“官自具船、給本，選人人蕃，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同時元朝政府又規定“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人蕃為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

由于元朝海外貿易獲利甚豐，元朝政府不時頒布禁令，禁止私商下海，妄圖壟斷海外貿易的高額利潤。

史載“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在推行“官本船”制度的過程中，元朝初年那些海商大賈如朱清、張暄等人，擁有眾多海船，每年獲利無數，這些人又賄賂朝中官員，相互勾結，這無疑對元朝“官本船”的海外利潤構成威脅。

為壟斷海外貿易的巨額利潤，政府往往對其進行約束、限制，當這種限制走向極端時，便發展為海禁。

在元朝“官本船”制度較為嚴格的時候，也正是海禁較多的時候。由于“官本船”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在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政府才宣布，“聽海商貿易，歸征其稅。’，

三是約束違禁品的外流。元朝禁止出口的商品較多，元朝政府規定:“諸市舶金銀銅錢鐵貨、男女人口、絲綿段匹、銷金縷羅、米糧軍器等，不得私販下海，違者舶商、船主、綱首、事頭、火長各杖一百七，船物沒官，有首告者，以沒官物內一半充賞，廉訪司常加糾察。”

《元史》中有多處多次聲明嚴禁違禁品下蕃，如至元二十九年(1289年)正月“禁商賈私以金銀航海。”延佑元年(1314年)元朝政府重新修訂頒布了新的《市舶法則》，擴大了出口商品的禁限種類。尤其是金銀被元朝貴族視為珍品，且開采量小，彌加珍貴，往往作為賞賜物賜與諸王、大臣等。

自世祖后，元朝統治者用于賞賜的金銀數量大為增加。如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仁宗“以金二千七百五十兩，銀十二萬九千二百兩，鈔萬錠，幣帛二萬二千二百八十匹奉興圣宮，賜皇太子亦如之”。L’〕‘I)“’)另外，銅錢的大量外流也造成元朝紙幣的貶值。因此，有元一代對這些違禁品管理較為嚴格，當這些違禁品外流嚴重時，便通過禁海的手段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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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關鎖國”政策是指清王朝嚴格限制和禁止對外交往和貿易的政策。這種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清朝統治者的短視和無知是“閉關鎖國”的直接原因；

　　2、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較穩定，對外來商品有較強的抵制作用，這是閉關鎖國政策的經濟根源；

　　3、清朝統治的需要。為防止中外反清勢力的聯系和西方殖民主義的滲透，清朝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閉關鎖國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對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它畢竟是一種消極落后的政策。因為閉關政策并不能削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反而阻礙了自己的發展，使中國喪失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統治者愚昧無知，妄自尊大，隔斷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造成近代中國被動挨打的局面。

　　明代海禁始于明初，終于隆慶，時張時弛主要目的都是遏制東南沿海倭寇的侵擾，在海禁時期，海洋貿易體系主要通過朝貢和官辦的方式進行，對中國海外貿易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是如清朝時的巨大摧殘和扼殺，這也是明清海禁的最大不同。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防范日本的需要和經濟上重商主義的考量杜絕貴金屬外流，在對外貿易上除允許部分國家或部族通過“朝貢”的方式進行貿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

永樂以后，隨著中國海防的鞏固和社會的穩定，禁令漸弛。明中葉倭寇活動劇烈，嘉靖元年（1522），給事中夏言認為倭寇起于市舶，建議罷市舶，厲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議，封鎖沿海各港口，銷毀出海船只 ，斷絕海上交通以斷絕倭寇的補給。凡違禁的沿海官民，必依法處以極刑。隨著明軍剿滅倭寇，隆慶初年，朝廷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二洋”，以征收商稅，增加財政收入。開放海禁后東南沿海地區商品性農業和手工業有所發展，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提供了有利條件。

海禁的開放也采取了科學管理措施，不再是過去無序原始的形態，這表現在每位出海貿易者都須經海防同知批準，領取政府頒發的“引票”，到指定地區貿易，并在規定的期限回港。對前往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也有一定限制，日本即在禁止通商之列。

另外處于軍事技術和民用科技保護考慮，對出口貨物的品種也有所限制，凡是泄露中國軍用民用工藝和技術的一律禁止。這類規定雖然在某些方面束縛著海外貿易，但是管理科學，極大的促進了海貿的正常發展。

明末正值世界歷史上的大航海時代，中國商船和商人在這種科學政策的引導下一度從“海上馬車夫”荷蘭人手中奪取了亞洲的海權。

在明朝末期，明朝海防也隨著貿易力量的強大而逐漸恢復昔日的榮光，一度擊敗葡萄牙，荷蘭等海上強權國家，并于朝鮮摧毀了當時東亞最具有競爭力的日本海軍，奪回了整個東亞和南亞的部分海權，甚至前往東亞貿易的西方船只都要向福建的海軍將領鄭芝龍繳納關稅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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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又稱洋禁),主要是指中國政府在14世紀后，橫跨元明清三個朝代實行的鎖國政策。即除非得到官方正式許可，禁止民間私自出洋貿易，以及出海捕魚，有謂“尺板不得出海”。

海禁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中國周邊環境的相對安定，也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發展，但更多的是消極作用，尤其是對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海禁導致中國的航海業一蹶不振，導致了中國從海洋的退縮，使中國在此之前相對開放的海洋觀出現了倒退。美國人博克塞曾對當時世界的海權形勢評價說：“要感謝中國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無東方海權的抗衡下，以驚人的速度成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 ”

海禁政策對舟山來說，更是源遠流長，可謂有史以來就與舟山相伴左右。其實詳考各類典籍歷史，自唐以來，于宋、元兩朝均有不同程度的海禁政策出現。




唐時海禁政策并不嚴厲，但對舟山卻是致命的。唐天寶二年(743)，海賊吳令光等抄掠臺州、明州(寧波)，官府禁止私人造船出海，致使鑒真第一次東渡失敗，但此類的海禁舉動并不常見。查舟山的行政區劃設置史，自唐開元二十六年(738)設翁山縣(今舟山島)，至大歷六年(771)，因袁晁率起義軍占翁山而被撤廢縣治，直到北宋熙寧六年(1073)王安石到鄞縣方才重開昌國縣(今舟山島)，撤縣廢治的舉動在客觀上已經等同海禁，直接導致舟山的文明發展延緩了300多年。




北宋自宋太宗開始全面海禁。《宋史·太宗本紀》載，雍熙二年(985)九月“禁海賈”。不僅全面禁止海外貿易，連陸上與外國貿易也全面禁止，還作為一項長期國策實行。據《宋史·食貨志》，淳化五年(994)又特申禁令，且懲罰嚴酷，滿一百錢就屬犯罪，超出十五貫在臉上刺字流放海島;后又規定，四貫以上判一年徒刑，二十貫臉上刺字發配當地為役兵。




南宋出于國家安全考慮實行海禁。《宋史·高宗本紀》載，建炎四年(1130)七月，“禁閩、廣、淮、浙海舶商販山東，慮為金人鄉導”;紹興二年(1132)八月詔，“沿海州縣籍民海舶，每歲一更，守海道險要”。籍沒百姓海船，實質與海禁無多大差別。《宋史·食貨志》載，紹興十二年(1142)，興榷場，遂取臘茶為榷場本，凡胯、截、片、鋌，不以高下多少，官盡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 ”臘茶海外貿易也被禁止。之后，調動軍隊，打擊海上私商，《宋史·孝宗本紀》載，干道五年(1169)二月，“命楚州兵馬鈐轄羊滋專一措置沿淮、海盜賊”。又于寧宗嘉定二年(1209)五月，“命沿海諸州督捕海寇”。




元朝四次海禁時間較短。洪富忠(2004)研究認為，元朝海禁時興時廢，從元世祖末年起，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結束，其間出現四次海禁，時間累計持續11年。海禁持續時間比宋朝短，處罰力度比宋朝輕。《元史·刑法志》規定：“違者舶商、船主、綱首、事頭、火長各杖一百七，船物沒官。”跟宋朝臉上刺字流放海島相比，要人道得多。但元朝每次海禁都是針對民間私商，只允許官方所控制的“官本船”貿易，顯示出封建統治者試圖加強對海外貿易控制的欲望。




明清海禁之于舟山最為慘烈。明清三百年海禁史是人類海洋史上極為罕見的事件。




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明太祖實錄》卷139)。連下海捕魚也遭禁，如“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 ”(《明太祖實錄》159卷)。更于洪武二十年(1387)五月，“以昌國瀕海民嘗從倭為寇故”，“廢寧波府昌國縣(今舟山島)徙其民為寧波衛卒”(《明太祖實錄》卷182)，康熙年間《定海縣志》載：“遣徙昌國46島居民1.3萬余戶、3.4萬余人往浙東、西各州縣和安徽鳳陽縣，留富都鄉(今舟山島)547戶、8805人。 ”。在執行這一政策過程中，罔顧百姓財產性命的野蠻行徑隨處可見，硬性規定遷移以三日為期，“國初湯信國奉敕行海，懼引倭，徙其民市居之，約午前遷者為民，午后遷者為軍”(王士性：《廣志繹》卷4)。此后的洪武二十七年(1394)、洪武三十年(1397)、宣德八年(1433)、正統十四年(1449)、景泰三年(1452)等年代，又再三重申海禁。

清順治十四年(1657)正月，寧海大將軍伊爾德以舟山“不可守”為由，再次實行海禁，強令徙民，查村搜岙，見人就驅，將各島居民盡遷內地，僅少數人逃入深山。清光緒《定海廳志·寺觀祖印寺》載：“舟山城垣盡毀，廢于一旦。”現定海區白泉鎮《蔣氏宗譜》記載：“定邑遣徙，蔣氏族眾各人逃難。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元貴母子相號泣，清兵見元貴童年伶俐，遂帶至旗下撤走。其母傅氏呼天搶地哭泣，追趕至定邑南門衜頭，見元貴已經下船，招之不得，百計莫施，當即投海身亡。 ”順治十八年(1661)，鄭成功收復臺灣，繼續抗清。為孤立鄭成功，清政府采納鄭成功叛將黃梧建議，頒“遷海令”，“從山東、江、浙、閩、粵沿海居民盡徙入內地，設立邊界，布置防守”，“將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燒毀，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堅樁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定海縣志·人口姓氏》載，舟山島被遣1118戶、5220人。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頒“展海令”，召民回鄉開墾，才陸續有人返回或來舟山定居生息。一禁再遷，致使沿海地區千里無雞鳴，不僅航海貿易一落千丈，中國的航海技術更是遠遠落后于西方，最終讓西方的軍艦橫行于中國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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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可以說是第一個全球化的國家，元朝過早地經歷了世界經濟一體化，




清政府的歷代皇帝大多不傻，為什么他們看不到對外開放的好處，非要閉關鎖國，使得中國在近百年時間，在科技文化經濟等各方面被本與自己相差不多的西方先進國家遠遠拋在了身后，直到鴉片戰爭后被外國人逼著打開國門呢？




康熙年間的清朝，并不是一味的閉關鎖國。是開放通商口岸，加大對外貿易;還是閉關鎖國，這個問題也一直是議政的重點。




順治至康熙初年，荷蘭、英國、法國、等，相繼與清朝建立貢市貿易關系。一六五六年，準荷蘭八年一次來朝，一六六三年，著二年來貿易一次，一六六六年又定，其二年貿易，永著停止。英、法等國的貢市貿易，一六六八年題準，船不許過三只，每船不許過百人，但無時間限制。一六八五年廢止海禁后，清朝與西方國家的海上貿易也逐漸發展起來。次年議定：荷蘭應準五年一次，貿易處所止許在廣東福建兩省。一六八四年，在廈門設立洋行，一六八六年在廣州設立十三行，實有四、五十家。分別經營進出口貿易，并代納稅銀。英法等國商船，除以澳門為居留地外，一六八八年又在定海城外道頭街西，建紅毛館一區，作為商船停泊與中轉貿易之地。




清朝在一六八四年對海上貿易作了具體規定：一、沿海廣東、福建、江南、浙江、與省，聽百姓裝載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貿易捕魚。預行稟明該地方官登記名姓，取具保結，發給印票。二、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海關，管理來往船只，并征收稅銀。外國貢船所帶貨物不再收稅，其余私來貿易者，聽所差部臣照例收稅。三、直隸、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各省，先定海禁處分之例，盡行停止。若有違禁將硫磺、軍器等物，私載在船出洋貿易者，仍照律處分。




清朝的海外貿易，輸出品主要是生絲和絲織品，其次是茶葉、瓷器、藥材、皮革、白糖、紙張、書籍等。輸入商品，日本主要是銅，是清朝鑄錢必需的原料，一六八五年，海關共辦銅二百九十六萬九千二百二十八斤，動支稅銀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二十二兩八錢。后來不斷增加。銅一向是日本對中國的主要輸出品。其次是海產品，包括海參、鮑魚、魚翅、統稱表物。從東南亞輸入的商品，除海產外，主要是胡椒、香料、牛角等。商船帶來了一些工藝品，還販運南洋海產，并載運大量白銀，到中國購買生絲、綢緞、茶葉、瓷器等特產。據廣東巡撫楊琳奏報：一七一六年到廣州的法蘭西船六只、英國船二只，俱系載銀來廣置貨。全年統共到有外國洋船十一只，共載銀約有一百余萬兩。廣東貨物不能買足，系各鋪戶代往江浙買貨。可見其貿易也有相當規模。




清朝在海外貿易中一直處于有利的地位。從順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間，日本外流金額為二百余萬兩，銀額為三千七百多萬兩，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東南各省手工制造業與沿海城鎮的興起。廈門是對南洋的主要港口，廣州是對西洋貿易的主要港口，寧波是對日貿易的主要港口。康熙時期南京、廣州的絲織業，蘇州、廈門的造船業，福建、廣東的制糖業，的冶鐵和制鍋業的制瓷業等的發展，都與海外貿易密切相關。康熙帝曾說：朕南巡時，見船廠問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清朝開海后，海外貿易日漸發展。




自開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于五十六年復行南洋海禁，嚴禁與南洋往來貿易，嚴令沿海炮臺攔截前往船只，水師各營巡查。南洋海禁之后，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著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




雍正五年，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至乾隆時，清政府再次厲行限制對外貿易。當時，英國人為了向北方推銷其紡織品和接近產茶、絲地區，力圖在廣州以北擴張海口。英國通事洪任輝偕同英國武裝商船多次駛至浙江定海、寧波。英國武裝商船的到來，引起了清廷的重視。




為了整肅浙省海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只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




在對外貿易中，清政府又實行商行制度，即廣州十三行，以進行壟斷。清政府只允許少數殷實富商設立“公行”，負責與外商從事進出口貿易，并代表清政府與洋商交涉。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請制訂《防范夷商規條》，規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必須冬住者只準在澳門居住;外商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國商人借領外商資本及外商雇請漢人役使;嚴禁外商雇人傳遞消息;于外國商船停泊處撥營員彈壓稽查。“防夷五事”將對外貿易嚴加管理，有了明確的法規，使閉關政策形成為制度。嘉慶十四年，清政府又頒布《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先后制訂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條章程》。這些章程，除重申“防夷五事”的規定外，又規定外國兵船只許外洋停泊，禁外國商人攜帶婦人以及在省城乘坐肩輿，等等。有關嚴拿販賣鴉片人船等項，這項政令是正確的。







清朝既然沒有完全關閉和世界聯通的大門，又為什么會被越甩越遠呢？這就要說到當時的中國和歐洲國家的巨大差別了。中國幅員遼闊，自給自足程度非常高。對外貿易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低。在沒有足夠好處的情況下，清朝統治者自然就沒動力在對外開放方面做出更大改進了。




開放的好處不明顯，但壞處卻顯而易見。清朝統治者認為西洋那些“奇技淫巧”的東西如果過多流入中國，勢必會“腐化”百姓心智，從而危及統治基礎。




清朝在乾隆時期國力鼎盛，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很難下定決定作出重大改變。這就好比今天的一些“巨無霸”型的大公司，眼看著自己日暮西山，卻無能為力是一個道理。借用《紅樓夢》里王熙鳳說的一句話：大有大的難處，小有小的好處。對一個“巨無霸”而言，顛覆自己，談何容易！




中國地大物博，并不需要外來產品物品，周圍都是清朝的屬國，眼界也沒有元朝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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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6][color=#482eef]清朝最大的貢獻在于對中國版圖的貢獻，清朝的領土面積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以前的歷史書上說元朝的版圖最大，其實這是錯誤的，混淆了元朝和蒙古帝國的概念。




另外，唐朝、明朝的邊疆地區中央沒有絕對的控制力，中央采取的是一種“羈縻”政策，也就是名義上聽中央政權的就行了，這兩個朝代的好多邊疆地區并不能算進自己的版圖。




只有在清朝，邊疆地區才變成直接由中央政權委任，受中央政府領導的地區。所以清朝的版圖才是歷史上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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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口

清朝入關之后的戰爭導致人口銳減，但是截止到1700年，中國人口已經恢復到1.5億人口規模，1800年時超過3億人，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爆發之前達到4.5億。人口增長主要是由于土地擴張、醫療衛生水平提高，以及良性政策的刺激。比如，清朝打破了明朝的人口遷徙禁令，這就解決了固定土地上承載人口有限的問題。




清代中國“可能是全世界最商業化的國家”，市場規模、商品產量、新的組織形式如合股經營、對外貿易，都達到新的高度。我們說起清朝，常常提到閉關鎖國，其實這是一種片面的印象，清政府確實是有過禁海令，但是從康熙年間收復臺灣之后中國的海外貿易一直在復蘇。




舉個例子，當時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統治下也是嚴格執行鎖國令，但是在長崎專門保留了一個口岸專供兩個國家開展貿易，就是中國和荷蘭，從這一點就可看出當時中國商人對日貿易的規模。到日本做生意的主要是江浙一帶的商人，當時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他們到日本比到中國內陸還方便，而且跨國貿易有高風險和高回報，為了抵抗風險，他們就搞出了新的經濟形式。大家集資入股，誰投的錢多就可以在貨船上占更多的貨位，然后通過中介雇用專業的水手航海，各位股東本人不需要出海，這就是早期的公司，這和我們現在的眾籌形式有點類似。而這些都是在乾隆年間就出現的

我們對清朝的政治制度一直是一種守舊和集權的印象，這種看法當然是有很多證據來支撐的。但是這種標簽化的印象也會掩蓋很多歷史事實。我們先來說守舊，清朝其實有很多制度創新是非常有突破性的。比如在政府機構設置上，就有三個亮點：理藩院、內務府、軍機處。理藩院負責處理少數民族事務，將內陸地區和邊疆地區的事物分開處理；內務府處理皇室的個人財產，將皇室成員的財務與國家財政分開處理；軍機處以及配套創設的奏折制度讓皇帝和下級的溝通變得更有效率。這些機構都是清朝的制度創新。

另外清朝在糧食供應、貨幣供給、司法訴訟等方面的政策也有創新。在糧食供應方面，清朝設立的“常平倉”制度使得全國各地的糧食供給和糧價保持穩定；通過調整銀和銅的供應和兌換率保持貨幣系統穩定；訴訟方面，拒絕頒布民法，理由是頒布后會讓人與人之間的糾紛增多，政府傾向于用儒學倡導的思想對人進行教化。這些做法不管今天看來有多大的漏洞但是在當時都收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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