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木材要具體到樹種，是《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下稱“CITES公約”）留給執法人員的一道難題。

以德米古夷蘇木為例。

2016年第17屆締約國大會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主要涉及的內容如下

1、所有黃檀屬樹種（約300種左右）列入附錄Ⅱ。

2、三種古夷蘇木（德米古夷蘇木、佩萊古夷蘇木、特氏古夷蘇木，俗稱：大巴花）列入附錄Ⅱ。

3、刺猬紫檀（市場俗稱亞花梨）從附錄Ⅲ升級至附錄Ⅱ。

古夷蘇木屬項下共有13個具體的樹種，受到CITES公約保護的僅是其中的三個樹種。要在這13個表兄弟中識別出德米古夷蘇木、佩萊古夷蘇木、特氏古夷蘇木，在技術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現有的科學水平無法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條約簽訂容易，要執行起來就太難了。

國內專家認為木材無法鑒定到樹種。在東陽紅木家具市場召開的2009年中國紅木古典家具理事會年會有關木材的論壇上，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研究員姜笑梅女士發表了“木材鑒定只能到類”的觀點后，得到同場的南京林業大學木材科學研究中心教授徐永吉先生、浙江省質量技術監督局高級工程師方崇榮先生的一致贊同。《紅木》國標第一起草人楊家駒先生對此也做出了通俗易懂的解釋，“道理很簡單，樹木是植物，它在自然生長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在不斷進化的。我們所說將樹木劃分這個種，那個種，其實是一種人為干預的行為，人是無法準確跟蹤自然界復雜變化的進化歷程的。植物不像我們的工業產品，你可以人為設定它的成分、比例、重量、色彩，植物是有細胞的，是受大自然不同程度影響的。如果硬要將樹木鑒定到種，就如同把植物變成工業產品一樣的可笑。”

2009年之后，雖然出現了DNA基因片段排序等識別技術，但該方法尚處于實驗階段，并非法定的檢測方法，且該檢測方法嚴重依賴于檢材中DNA的含量。植物的DNA主要聚集于新鮮的樹葉、果實當中，原木或板材中含量較少，且會隨著存放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減少。而進出口貿易中，通常只有原木和板材的交易，樹葉、果實等通常并不會出現在進口貨物中。

以上可以看出，即使有實物，鑒定起來也是相當吃力的。如果沒有實物，僅憑筆錄和交易單據，確實難以判斷。根據我們的經驗，不會有商人會使用公約中的準確拉丁文樹名進行交易，而是都毫無例外地會選擇交易中的常用語。比如，德米古夷蘇木在交易中就被稱為“平巴”或“巴花”或“大巴花”，而這些俗稱與德米古夷蘇木并不具有準確的一一對應關系。在未查扣到實物的情況下，根據刑法疑罪從無的精神，只能不做認定。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01刑初232號吳某某走私普通貨物案也支持了我們的看法。該院認為，“關于指控被告人吳某某還參與走私進口8柜微凹黃檀的指控、吳某某僅供認參與走私3柜微凹黃檀的辯解以及辯護人提出指控該8柜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辯護意見，經查，雖然吳某某曾供認委托駱某進口6柜微凹黃檀，卻沒有明確具體的柜號，同時其還供述稱有部分進口的微凹黃檀后來發現并不是微凹黃檀，而公訴機關出示的證據中，既無法提供原始的提單，也無法證實進口的8柜木材就是微凹黃檀，其中：1、公訴機關提供的寫有吳某某電話號的碼頭集裝箱號尾數分別為9508、1858的原始提單上顯示，進口木材的品名為PAROTASQUAREWOODLOGS，并非微凹黃檀；2、公訴機關提供的集裝箱號尾數為1265、1560、5137、7530、2783的簽收單上，分別由吳某某、黃某1及陳文山簽收，雖然在簽收單上均留有吳某某使用的手機號碼，但該簽收單并未標明進口木材的具體品名，且證人黃某1證實其簽收的木材是南美花枝，并非指控的微凹黃檀；3、公訴機關還提供了同案人駱某對從其手機內照片的打印件進行了簽認，僅稱“是安某公司客戶的貨柜資料”，在該打印件中包括了“吳先生”名下的集裝箱號尾數為8429的貨柜，但同案人駱某既未能證明該柜木材就是幫吳某某進口的，也不能證明該柜進口的木材就是微凹黃檀。綜上，雖然公訴機關提供的報送資料顯示前述指控的8柜木材均是以安哥拉紫檀申報進口的，但由于涉案木材均未能繳獲，無法證實報關進口的木材的真實品名為微凹黃檀，現有證據尚不足以證實指控吳某某委托駱某走私進口的該8柜木材是微凹黃檀的事實，故對該部分指控不予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