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主要城市上半年經濟數據陸續公布，城市經濟發展“三架馬車”之一的外貿情況也浮出水面。

由于疫情沖擊，不少外貿大市遭遇“滑坡”，外貿仍處于持續“回血”當中。與此同時，“萬億俱樂部”城市中，仍有不少城市迅速“轉暖”，甚至保持增長勢頭。其中，長沙以25.1%的兩位數增速領銜，成都在外貿總額上則實現對無錫、青島的反超，直逼天津。

在非常態情況下，城市外貿表現為何如此迥異？

幾天前，由海關總署主辦的《中國海關》發布2019年“中國外貿百強城市”名單。先外貿總量變化一步，在其衡量體系下的城市排名已經發生變化——在前十名城市中，天津被重慶所取代。

與通常以進出口總額、增速、結構等指標衡量城市外貿實力不同，榜單引入了更為系統、更加多元化的指標。除包括外貿總值、外貿依存度外，該衡量體系還包括結構、效益、發展、潛力等，共考察各城市五個方面的外貿表現。

我們不妨借此指標，更全面地觀察，怎樣的外貿城市更具韌性？

廣州、重慶躍升，蘇州“失意”

我們首先看一下，在“中國外貿百強城市”名單中，2019年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9年，全國城市外貿呈現整體快速上升趨勢，在其評比的297座城市中，外貿進出口增速超過5%的城市達171座，增速超過10%的達128座。

其中，長三角、珠三角等外貿領先區域表現穩定，中部和西部則表現相反：百強城市中，中部版圖擴張，西部則痛失3城。

若再將視角縮小到西部，西南地區上榜城市排位絕大部分有所提升，西北則全部下降。

具體到城市，在總體格局基本穩定情況下，亦出現不少“特例”。

聚焦2019年綜合排名前十位城市，變化最明顯的當屬廣州、蘇州與重慶三座城市。其中，與2013年相比，廣州與蘇州幾乎“對調”——廣州從第七名上升4位至第三名，而蘇州則從第二名下降4位至第六名。

兩座城市到底發生了什么？

總體上看，兩座城市7年間進出口總額都實現小幅上升。與廣州較平緩的發展步調相比，蘇州波動較為明顯，特別是在2015年與2018年兩年，出現明顯下降。

更多信息隱藏在具體指標中。

若觀察以水平、結構、效益、發展、潛力五個維度描繪的外貿競爭力，2019年廣州表現較為均衡，而蘇州則有明顯長板和短板。分析具體指標，廣州外貿有較強的外資吸引力，而蘇州則在外貿總量和外貿企業數量上更占優勢。

大項目是廣州勝出的關鍵。據《中國海關》分析，與富士康緊密關聯的超視堺顯示面板項目落戶，使其發展排位從20位以外上升至第5位。事實上，關注兩市7年間外資利用情況，廣州正是在蘇州下滑時，于2016年實現反超。

外資對城市外貿影響之大，可見一斑。重慶與天津兩座城市的表現，也與此類似。

盡管除發展指標外，其余四項指標均不及天津，但重慶卻在綜合排名上表現出反超勢頭。具體而言，重慶的“特殊監管區進出口份額”指標排名前五，且“進入外貿500強企業的進出口比重”也進入前20名，在利用外資上有較好的基礎條件與表現。兩市實際利用外資走勢亦與此相符。

長沙、鄭州、成都韌性從何而來？

在此衡量指標下，疫情下外貿韌性更強的城市，又有怎樣的特點？

將2020年上半年與2019年全年外貿增長情況相比，可以發現兩類表現較為相反的城市：一類如長沙、鄭州、成都等，仍然保持高速增長勢頭，特別是鄭州和成都，與去年相比增速不降反增；另一類則如寧波、青島、佛山、無錫等，增速出現明顯下滑。

若將鄭州、成都與寧波、青島兩組城市2019年的五個指標排位做成“玫瑰圖”，則能夠清晰地發現，它們剛好描繪出了截然相反的形狀——

鄭州、成都兩座城市有著較高的發展位次、但在結構位次上卻較為落后，以鄭州為例，其發展位次在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一，但結構位次卻僅排在第229位，形狀是一個指向結構位次的箭頭；

而寧波、青島的形狀則指向發展位次，比如，寧波結構、發展位次分別排在第2位和第67位。

為何會出現這一現象？

《中國海關》分析稱，結構位次排名通常與城市外貿形態與產業結構息息相關。

以貿易型企業為主導的城市，出口品種繁多，產品數目高。比如浙江杭州、金華和廣東廣州均有大量以出口小商品為主的貿易公司，3座城市常年占據產品數目指標30強；

而以制造型企業為主導的城市，通常專注于出口一種或幾種拳頭產品，產品數目難以有效提升。2019年，富士康集團旗下的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手機出口值占鄭州的79.7%，河南鄭州產品數目僅為1.5個。

此前，《中國海關》曾發布2019年中國出口企業200強。其中，僅富士康一家公司在鄭州出口額就達到2199.2億元，專注于筆記本電腦等代工的廣達也為重慶貢獻了743.9億元出口額。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在全國出口企業中排名前十。

有專家曾指出，面對疫情，在行政和市場力量下，機構的反應速度一般快于個人，行動能力更強，更容易受到政策驅動。而比起小型企業、這些大型跨國公司同樣更有動力、也更能調動資源，應對疫情所帶來的困難。

而成都、鄭州等城市在發展指標上的突出表現，還得益于其進出口在特殊監管區相對集中，因此該指標位于全國前列。

《中國海關》指出，中西部地區大多缺少直接對外港口，具有政策優勢的特殊監管區域對外貿活動產生更強的集聚作用，2019年以來，《國務院關于促進綜合保稅區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進一步落實，還將為以綜合保稅區為代表的特殊監管區域注入新的發展活力。

長沙代表了另一種發展模式。借力三一重工、鐵建重工、山河智能等智能制造企業，2019年長沙機電產品出口增速高達67.8%，內資企業出口大增79.4%；同期，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速放緩至30.8%。過去在蘇州等沿海城市更為普遍的內資推動進出口形態，在中西部城市開始生根。

隨著探索的多樣化推進，中西部也有可能出現更多新的外貿城市。最新的利好是，在不久前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公開征求意見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中提到，“將進一步鼓勵外資投向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中西部目錄“新增或擴展了有關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