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上海一般絲廠的主持者而言，黃佐卿的情況，又是一個例外。以為有了黃佐卿這個例子，便認定繅絲業中的民族資本能一帆風順地發展起來，這又是把復雜的現實簡單化。

說它是一個例外，這主要是指上海華商繅絲廠的絕大部分，并非都像黃佐卿的公和永那樣，是廠主的自有產業。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面，上海的繅絲業中，形成了一種所謂租廠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絲廠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并非一家，而是分屬兩戶。絲廠的所有者，多為房產主或地產公司，他們并不直接經營絲廠，而是將其所有的廠房以及繅絲設備，租與絲廠的經營者。自己則坐收租金，叫做u201c產業股東u201d。（注：u201c產業股東u201d亦作u201c實業股東u201d，參閱陳真等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第176。）絲廠的經營者則多為兼營絲號的絲商。他們按期租賃廠房，向房主繳納租金，然后雇工備料，經營繅制，叫做u201c營業股東u201d。（注：也有少數經營絲廠的人，同時出租絲廠。例如曾經經營絲廠的買辦祝大椿，據說也u201c專門建廠租給人家u201d。參閱唐傳泗、徐鼎新：《中國早期民族資產階級的若干問題》，載《學術月刊》，1984年第3期，頁20。）產權固定于一家，而營業者則可以隨時改組更換。租期按年計算，每逢新繭登場，即為絲廠改組之期。營業的絕續、股東的進退均決定于此時。這種租廠制，在它盛行的時期，廠數占上海全部絲廠的90%。如20世紀20年代末期，上海絲廠共有80余家，其中自有廠房的，不過八、九家，其余皆系租廠營業（注：《上海絲廠業之調查》，載《經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

上海繅絲廠之實行租廠制，有它本身的特殊條件，同時也反映中國資本主義的共同屬性。

在特殊條件方面，過去多強調江南蠶繭，一年只收一兩造，絲廠不能全年開工。這當然是形成租廠制的一個條件，但顯然不是充分的條件。我們看到，在華南廣東一帶，一年可以育蠶多次，絲廠一般是全年開工，但是廣東絲廠，降至20世紀30年代，也有不少是租廠經營的（注：譚自昌：《廣東絲業現在之實際概況》，參閱《廣東蠶絲復興運動專刊》，1933年10月1日。）。可見生產的季節性，不是租廠的全部原因。租廠經營對經營者到底有什么好處呢？這里既有經濟的因素，更有超經濟的因素。單純從經濟的因素看：根據上海的一般情況，出租絲廠的u201c產業股東u201d，每年所收的租金，可以達到他所投資數額的15%（注：樂嗣炳：《中國蠶絲》，1935年版，頁38-39；曾同春：《中國絲業》，1933年版，頁92。）。這實際上近乎一種高利貸。而絲廠u201c營業股東u201d之所以愿意支付這一筆相當沉重的開支，自然是從節省開辦資金著眼。根據20世紀20年代末的調查，自有絲廠的投資，每部絲車平均在一百五六十兩至二百兩之間，而租廠經營者則不過一百兩至一百五十兩之譜（注：《上海絲廠業之調查》，載《經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租廠較自有絲廠節省開辦資金1/3～1/4。如果說，絲廠房產主是把他的投資收入擴大到最高限度，那么租廠經營者則是把他的投資風險縮小到最低限度。因為他的投資只限于經營絲廠時的流動資金，重要是用之于收購蠶繭和開支工資。他可以隨時收繭，隨時繅制，隨時出貨籌押現款，應付流動開支（注：在二十世紀初葉以前，上海錢莊的抵押放款，幾乎全部是以絲繭為抵押的放款。參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1960年版，頁780-781。）。至于工廠固定資產的前途，不在他的考慮之列（注：1896年5月間上海一場大雨沖毀了三家絲廠的屋頂，原因是u201c建筑的窳敗和缺乏適當的檢查。（North China Herald，1896年5月29日，頁828；6月5日，頁872，6月19日，頁973）。引起不少的議論。這個小小的事例，不失為一個具體的例證。）。這就是說，絲廠經營者不是以工廠主的身份、而是以絲商的身份經營絲廠。絲廠經營者之進退，以生絲市場之升降為轉移。市場看好則一擁而進；市場看疲則一轟而退。進退之間，帶有濃厚的投機色彩。u201c僅計一時絲價u201d，u201c毫無永久營業性質u201d。（注：《大公報》，1917年4月，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71，174。）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則取決于一個超經濟的因素。歸根到底，它是和生絲市場之為外商所左右、是和生絲對外貿易主動權之不為我所有分不開的，是從事生絲繅制業者對自己命運不能主動掌握的具體表現。在這里，單純用蠶繭收購和生絲繅制的季節性來解釋，顯然是沒有抓到癢處。

租廠制所反映的問題，不僅說明中國的生絲市場受外國勢力的制約，而且也說明中國的生絲生產對外國勢力的依存。

絲廠出租，從一個角度看，固然是華商絲廠失去生絲市場主動權以后的一種變通的適應辦法，從另一個角度看，則又給外國洋行對華商絲廠的控制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利用機會。出現絲廠的所謂u201c產業股東u201d，有的就是外國洋行或地產公司（注：參閱《支那蠶絲業大觀》，頁235。）。在20世紀之初，上海的沙遜洋行和泰利洋行，就曾經是出租絲廠的u201c產業股東u201d。租用洋商房產的中國資本家，有的就是洋行買辦。有的絲廠名為華洋合股開設，實際上多為華商經營，不過借用洋商牌號。從租洋廠到掛洋牌，是順理成章的。因租洋廠u201c事非永久，僅計一時。絲價高時開工營業，絲價低時轉租于人，欲其絲之改良，談何容易！遂不得不依賴外人簽事，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u201d。（注：《大公報》，1917年4月，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74。）發展下去，有的絲廠向內地收購鮮繭，也以洋行名義，請海關發給道照，或由廠家托洋行轉請海關發給。及至乾繭運滬，又將道照轉請換給出口之派司。這種派司，在華商絲廠之間，可以互相轉賣，形同有價證券。所有這些依托洋行的活動，無非是借此換取子口半稅的待遇。這種u201c以華商資本而用洋商牌號u201d的行為，在華商之間，也引為u201c亟宜改革u201d之u201c陋習u201d。但是，這種陋習又的確給他們帶來好處（注：《上海絲廠業之調查》，載《經濟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

不用說洋商牌號，只要每包生絲花上三兩銀子，請一個作為名譽技師的洋商在出口生絲上簽一個字，便能u201c取信歐美u201d而少受絲價之壓抑。受制于洋商而又不能不依托洋商，不甘于受制，出路卻仍然只有依托。然而依托又適足以造成承受更大的壓抑。u201c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u201d結果是u201c拋盤壓價，任之外人u201d。（注：《大公報》，1917年4月，轉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頁174。）半殖民地上的中國絲業資本家，便是生活在這樣尖銳復雜的現實矛盾之中。

這是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中國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條件下產生的。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一方面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一方面又壓制中國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都離不開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作用。這不是外鑠論，這是在半殖民地條件下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的科學分析，是中國資產階級先天軟弱性的理論依據。中國的現代繅絲工作，作為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一個個案，它的遭遇，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