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朗的挑戰

　1994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在《世界觀察》雜志(1994年第9 —10期)上發表了題目為《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這篇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性報刊和新聞機構都在顯要位置上作了轉載和報道，中國政府和學術界也迅速作出了強烈反應。隨后，布朗又在幾個重要的國際會議上發表講話，宣揚他的觀點，并不斷補充新的證據。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統全面地論述他的觀點的專著— —《誰來養活中國?》。

　1 布朗問題的內涵

　在《誰來養活中國?》一書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國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他提出這個問題的前提假設是中國在1990年至2030年期間將實現持續的快速的工業化。他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的共同經歷中發現：在工業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國家和地區，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國家和地區，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糧食的大量進口。他把這一發現當做一條規律確定下來。布朗根據中國和國際上某些機構發布的統計數據，分析了中國未來30年至40年期間的人口、人均消費水平、耕地、復種指數、水資源、化肥投入、單產和生態環境的動態趨勢，他也分析了未來世界上主要糧食出口國和進口國的供給與需求情況。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他得出了五條重要的結論：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間，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中國的谷物總需求量將達到4.79億噸至6.41億噸，而中國的谷物總產量卻將減少1 /5 ，只有2.72億噸，從而中國將出現2.07億噸至3.69億噸的谷物缺口，相當于目前全世界谷物總出口量(2 億噸)的1 至2 倍。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進口國。

　二、實現了持續的快速工業化的中國將有足夠的外匯進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現價計算)，但是國際市場上不會有這么多的谷物供中國進口，因此以1990年為分界線，世界糧食市場將由買方市場轉變為賣方市場。中國的經濟繁榮將使世界進入糧食短缺時代。

　三、由于中國的大量進口，世界市場上的糧價將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人口無力購買必需的口糧，因此中國的糧食進口將剝奪這些國家和人口的食品權利，加劇世界的貧困問題。糧價上漲還將引起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崩潰，并在低收入國家引起政治動亂。糧食短缺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沖擊將超過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機。

　四、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在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時代，中國的人口和經濟發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將通過國際貿易產生全球性影響，中國的人口對中國的土地的壓力將轉變為對全球生態系統的壓力，所以中國的糧食危機也就是全球的生態危機。

　五、中國的糧食危機不僅將剝奪窮人的生存權利，引起世界性的經濟崩潰和政治動亂，還將摧毀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系統從而危及全人類以及我們的后代的生存權利，因此中國的糧食短缺對世界的危害比軍事入侵還要嚴重，全人類和各國的政治家應當從糧食短缺而不是軍事沖突的角度重新定義人類“安全”的概念。實際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僅是“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還是“一個養活不了自己的中國將如何危害世界”的問題。

　2 馬爾薩斯的幽靈

　“布朗問題”的提出有著深刻的西方思想淵源。在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探討人類社會發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著相互對立的兩種思潮：一曰樂觀派，一曰悲觀派。悲觀派的思想也被稱為馬爾薩斯主義。布朗的主要觀點可以歸入現代馬爾薩斯主義，他的分析路數也與現代馬爾薩斯主義的代表作《增長的極限》如出一轍。從1798年馬爾薩斯發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 年，其間馬爾薩斯主義有了很大的發展，現代馬爾薩斯主義的代表作是本世紀70年代初期羅馬俱樂部發表的轟動全球的《增長的極限》。盡管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各種馬爾薩斯主義流派其理論基礎和政策建議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卻是相同。它們共同的宗旨有五條：

　一、他們都認為人口數量不會持續增加，人類的生活水準也不會持續提高，人口和人類消費水準的無節制增長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結局就是人類的貧困化、人類社會和自然界同歸于盡。二、人類生活資料的生產不能脫離自然界而獨立進行，而自然界存在著固有的供給生活資料的極限。對于馬爾薩斯本人和新馬爾薩斯主義者來說，這種極限來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作用，對于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者來說，這種限制來自不可更新資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資源最大可持續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類生命支持系統同化能力的有限性。三、他們都堅信人類的生產技術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即不會出現能夠突破自然極限的技術進步。盡管他們的這種信仰被歷史一次次地擊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仍然執迷不悟地堅守他們的這一古老信仰。四、他們都主張通過限制或減少人口解決人與自然的沖突，消除或減輕社會問題。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者還強調不僅要限制人口，還要限制工業化或經濟增長。“零增長”方案就是他們的杰作。五、他們談論的對象都是全人類的命運和問題，但他們幾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國的立場上談論這些問題，他們都從窮人自身的行為中尋找窮人貧窮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們中很少有人主張通過社會改革和科技革命來消除或緩解人類的貧困。

　從1798年至今的200 年的歷史中，馬爾薩斯主義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審判式的預言，但所有已到期的從而可以用事實檢驗的預言全部破產了，無一例外。那些尚未破產的都是預言期限尚未到來的，因而既不能被證明是遠見卓識，也不能被證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憂天，但可以懷疑是別有用心的聳人聽聞。布朗也認為人口和經濟發展會把人類推入新時代，即短缺時代，不但人類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態系統也要被破壞。他也認為土地、水資源、自然的同化能力會對人類的食物生產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礙。他也認為農業生產技術不會出現重大突破。他也主張限制人口的無節制增長。他也談論人類共同的命運，也站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立場上談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長和工業化與食物供給之間的沖突。因此，我認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但是他與其他的馬爾薩斯主義者有一個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者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整個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創造的現代工業技術體系、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而布朗卻把整個現代文明與自然的沖突歸結為中國的發展與自然的沖突，把全人類對自然的壓力全算在中國頭上。他認為遲到者是罪魁禍首必須承擔全部責任，而先行者盡管造成的問題更大卻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認為布朗不但是一位馬爾薩斯主義者，還是一位與眾不同的馬爾薩斯主義者，與其他馬爾薩斯主義者相比，他的論述更不科學，也更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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