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貿易失衡的原因復雜多樣，所以解決的辦法不能僅限一種。只有多邊努力，才能較好地妥善解決，以避免引發世界經濟的劇烈動蕩。在這里著重談一談美、德、日和我國應采取的對策。

美國應當采取的政策

如上所述，全球國際貿易失衡的基本原因是美國的巨額財政赤字。因此，降低美國貿易逆差首要可行的辦法是減少財政赤字。美國的財政赤字是如何出現的？歸納起來，不外這樣幾條途經：一是減免稅政策。布什政府推行的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赦免和稅收減讓，導致大批美國公司僅僅支付其名義稅收的1/6，這使政府財政收入大幅減少；二是龐大的伊拉克戰爭經費。白宮經濟學家拉里·林德賽在指出伊拉克戰爭耗資2000億美元之后，隨即被迫辭職。然而，他估計的數字事實上仍然偏低。有人指出，伊拉克戰爭耗資接近2500億美元，并以每月50億美元的速度上升。戰爭造成的死亡、傷殘的美國士兵的撫恤費和醫療保險費，以及招募新兵、補充兵力的費用，也高達數十億美元；三是醫療保險支出遠大于預期。布什政府推行的醫療保險制度中的藥費開支遠遠高于預期。社會保障私有化將使未來20年財政赤字增加2.5萬至3萬億美元；四是大量農業補貼。美國的農業補貼是全球最多的，是神秘的大黑洞（估計約2500多億美元），也是WTOu201c多哈議程u201d談判中爭議頗多的難題。更是美國政府財政的沉重包袱。

總之，美國政府推行的u201c降低稅收和增加支出u201d的赤字財政政策已是一種捉襟見肘的極高風險的政策。再加之孿生的巨額貿易赤字，構成了一種冒險的經濟戰略，這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的危害極大，必須盡快停止，改弦更張。一位美國經濟學家丹尼爾·奧爾特曼指出，美國政府所有預期償還的債務和可能的收入之間存在60萬億美元的差距。這差不多是美國五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或者是按照現行稅率的數十年稅收收入的總和。另外，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勞倫斯·科特里科夫指出，美國或許已經破產了，或許正試圖重組債務。他預期，如果不能成功，那么世界上將出現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呆賬。目前，美國在雙赤字的困境中，企望借助于美元貶值尋找一條出路，這也是不能采取的政策。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決定了美元匯率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它大幅度貶值可能有利于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以及提高美國的國際競爭力。但是，美元貶值只有利于出口，卻不利于進口，如果美國進口放慢，將減弱它對經濟的引擎作用，貶值對金融市場以至全球經濟都可能產生動蕩甚至危機。因而，貶值是下策。必須轉向另一種政策，抑制高消費、壓縮過多的開支，鼓勵儲蓄，穩住幣值。這可能是美國的上策，也是全球的福音。當然，也要預防美國采取下策。

德國和日本應采取的政策

近50多年來，德國和日本不僅從凋蔽的經濟中復蘇起來，而且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和經濟強國，與美國并稱世界三大強雄。目前，這兩個大國擁有巨大的對外盈余，競爭地位日趨上升，開始向美國的競爭優勢發起挑戰。可是，與美國的國內需求過旺相反，德國和日本的國內需求都是萎靡不振。在這種格局下，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消除國際貿易嚴重失衡，在美國大力抑制國內需求尤其過旺的消費需求的同時，德日兩國應著重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此外，由于德國、日本都有大量的貿易順差，外匯儲備也相當雄厚，所以日元和歐元都面臨升值的趨向。這樣的趨向有可能促使美元進一步貶值。而這種貶值既不利于美國的貿易平衡，更不利于全球貿易平衡。因此，如何協調美元、歐元和日元三大貨幣之間的關系也是解決全球貿易失衡的重要對策之一。

我國政策

中國的外貿順差，其實僅僅是對美國的順差。中國的順差1995年為167億美元，其中對美順差74.9億美元，占45%；2000年為297.4億美元，其中對美順差241.1億美元，占81%；2005年為1020億美元，而對美順差竟然達1141.7億美元，超過總體順差121.7億美元。這就是說，中國除對美保持順差外，對其他所有貿易伙伴來說，總體上還處于逆差境地。由此可知，所謂解決中國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主要就是解決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問題。而這個問題是由美國實施的上述三大政策造成的。如果美國取消對華實施的那些歧視性政策，中美貿易平衡問題將迎刃而解。

中國的外貿順差不能反映出中國商品的競爭力很強。如果改u201c四低u201d為u201c四高u201d政策，中國的貿易順差將立即消失。當然，這樣畢其功于一役的做法肯定行不通。至少要分兩步：先解決前三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科學合理利用資源，治理環境；然后，再使人民幣逐步升值。這樣將有助于協調國內外的利益關系。匯率是貨幣的價格，是一切商品的總價格。當前，我國應盡快解決勞動力價格過低、資源價格過低、環境價格過低的問題。只有如此，才能顯出人民幣幣值的真面目，以平息國內外關于人民幣匯率和中國貿易順差等問題的爭吵，也有利于國際貿易平衡。